楚园的72个新"房客"
楚园是上海建国西路上一条不大的弄堂，弄内原有6幢小洋楼，过去是伪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的房子。抗战胜利后卢英被捕，这些房产被国民党的军统组织没收，其中一幢五开间的带花园的大花园洋房，被戴笠拿来成立了"军统优待室"，关押了一批在沦陷期间，与军统组织多少有些联系的汉奸（个别人例外），其中有缪斌、温宗尧、梁鸿志、盛文颐（即盛老三）、闻兰亭、唐寿民、吴蕴斋、朱博泉、唐海安、严庆祥、沈长赓、张慰如、金雄白等等，差不多72位"房客"。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底，大约有半年多时间。
我因曾在汪伪时期担任过复兴银行（伪上海市银行）的行长，与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程克祥、彭寿、陈恭澍等有交往，并向他们提供部分活动经费，所以也被列为受"优待"的人员之一，并由军统中地位仅次于戴笠的另一头目王新衡亲自送进去的。直到1946年3月，戴笠乘坐飞机在南京郊区摔死之后，军统失势，全国惩办汉奸的呼声日高，蒋汪勾结的内幕一天天被揭露了，这一行人才结束了"优待"生活，被投入提篮桥监狱。接下来，判刑的判刑，枪毙的枪毙，走人的走人，各有所归。
楚园半年，实为这一批人进提篮桥之前的拘留期。由于抗战刚刚胜利，国民党政府尚未"还都"，大规模的"肃奸"还未开始，连周佛海当初都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，所以被关在楚园受"优待"的人，既惶惶不可终日，又抱着些许莫名其妙的侥幸心理，一有风吹草动总是紧张万分，各有表演。兹将回忆所及，略记一二，或许能反映出穷途末路者的心态，以及汪蒋合流时的些许内幕，谨供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参考。
戴笠手中的砝码
1945年9月底，戴笠把周佛海、罗君强、丁默邨接到重庆去了，原先的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无形中解体，我这个总指挥部的主任秘书自然也没用了。随着重庆接收大员一批批到来，上海市面越来越乱，因为来接收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了。程克祥他们那些在汪伪时期就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人员，此时亮出"牌子"，成为第一批接收大员。他们抗战中一直没离开过上海，对哪些人是汉奸，哪些人家里有什么房子、财产一清二楚，熟门熟路，所以日本人一投降，他们捷足先登，一下子捞了很多好处。接着是原先在汪伪政府和军队里的一部分人，此时也亮出"牌子"，声称自己是打进汪伪内部的的地下工作者，现在成了正面人物，也到处贴封条、抢汽车、占洋房，后来才是重庆来的各路人马，包括军统的、 CC 派的、以及其他政界、军界人物，他们见"先头部队"在上海占了便宜，于是更变本加厉地"劫收"，在原先贴了封条的房子、车子、仓库、车库上，再加一层封条，以至于上海西区的一些漂亮的花园洋房大门上，被贴了好几个单位的封条。还有一些根本就是来路不明的人，也在到处抓人要钱，抢地盘，捞好处，都声称是没收汉奸财产。在这场"五子登科"的闹剧中，他们时有分赃不均，于是拔枪相向，一时闹得乌烟瘴气。
结果程克祥的"小分队"并没有真正占到便宜。在重庆的军统大员到沪后，很快就把他们踢开了﹣﹣陈默被枪毙，戚再玉被枪毙，林基（真名叫余祥勤）被关禁闭，彭寿也被抓了起来，大概因为他们太贪婪，私吞了太多的财物，故为人所不容。有一天程克祥垂头丧气地跑来对我说："我不行了，他们把我们踢开了，以后你有事找重庆来的王新衡好了，我跟他讲过了，他有事也会找你的。"我明白，他这是把我转给王新衡"接收"了。那时王新衡名义上是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，实为军统在上海的文官中的最高官职。武官系统中，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的处长为最高官，这个职位历来都是军统的骨干分子担任的。王新衡是少将衔，戴笠也是少将衔。程克祥从那以后就不见了，据说也被抓起来了。
王新衡表面上对我很客气，但从我那时的太太吴嫣手里"接收"了不少钱，因为我的钱大部分都在她那。王新衡个人后来还有一次更大的"接收"，即荣德生绑票案破获之后，他从荣家捞取了15万美金和一幢小花园洋房，即常熟路、延庆路路口的那幢。这是荣家的管事陆菊荪亲口告诉我的。
我归王新衡"管"之后，常被叫去询问情况，大多数是金融和市场方面的情况，也有汪伪内部的情况。有一天王新衡又来电话，说是"外面现在很乱，到处抓汉奸，戴先生（戴笠）要保护你。把东西赶快收拾一下，去一个地方避避风头，过会儿来车子接你"。我问去什么地方，多长时间，他说避避风头而已，等社会上安定了以后就回来，并且安慰我说："你过去为军统做了许多事，戴先生不会忘记你的，放心吧，不会有危险的。"不多久车子来了。谁知车子真正只开了一会儿就停下了，原来是离我家仅百米之遥的吴四宝的老房子。那时我住愚园路601号，吴四宝住749弄。李士群也住在那儿，是吴四宝送他的房子。此二人先后都被日本人毒死了，胜利后房子自然被军统接收了。
我随他进去后见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，有吴蕴斋、朱博泉、李祖莱，都是银行界的人，大家都是熟人，于是相顾一笑，都是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。过了几天又进来几个人，是唐寿民、唐海安等。于是我就想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干银行的"保护"起来呢？莫非军统还想控制上海的金融吗？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猜想并非多余，戴笠的确亲自来问过金融的事情，他把我们这些人捏在手里，整个上海的金融底子就全清楚了，唐寿民是交通银行总经理，吴蕴斋是金城银行经理；朱博泉是票据交换所经理，还是创办人，同时身兼几十项金融和实业界的职务，我除了掌复兴银行外，还是中国银行的监察人，汪伪时期接管过"北四行"；唐海安是宋子文的人，抗战前当上海海关监督，抗战中与法国人办回力球场，亦是个经济专家。在战后金融再次发生剧烈动荡的情形下，经济本身就是政治，是稳定局面的保证。
我记得当时美国在日本一扔原子弹，这边不等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就已经在庆祝抗战胜利了。市民首先的反应是，中储券保不住了。8月11日，金融市场一片混乱，一根大条（黄金）跌至中储券二千余万元，股票下跌了90%，而物价飞涨。戴笠在这个时期，抓住这些金融行家，想必有着老谋深算，起码在战后军统与中统的激烈争斗中株洲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，加重了他的砝码。我们的确也为戴笠出过一些主意，帮他分析过金融形势，但他并未完全采纳。也许经济实权并不在他手里，他还管不了那么多；也许他想实行，可还没来得及实行，就先摔死了。
一星期后，我们一行人再次被带上车，来到了建国西路上的楚园。王新衡一再关照，不要着急，好好休养一下，不出半年就会"政治解决"。到楚园后，关进来的人一天天多起来，而且不止是银行界的人，各式人物都有了。但是我发现李祖莱不见了，后来听管我们的一个军统官员说："他没有资格受优待，关到别处去了。"
看见林康侯，方知是优待
我和吴蕴斋、朱博泉、唐海安4人住进二楼中间的带一个大阳台的房间；唐寿民、金雄白在隔壁。每人一张床，床边有床头柜，放点杂物。屋外是条宽大的走廊，连接着朝南的5间屋子。慢慢地二楼住满了。闻兰亭、温宗尧、缪斌住一间，朝北的一间小屋里，单独关着梁鸿志，由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军统特务陪住，据说为防止他自杀。三楼后来也住满了人，最多5人一间。楼下是军统人员的办公室，也有屋子住"房客"。楼上的人时不时地被叫下楼去问话，有时在白天，有时在深夜。有时是办公室的人提问，有时是外来人提问。楼内是可以随便走动、串门的，但不允许走到楼外。
楼里有个大房间是餐厅，八人一桌，每顿六菜一汤，三荤三素，由卢英的厨子烧饭，味道一般，好像大家还挺有意见，认为菜不可口。后来换成梁鸿志的厨子，胃口大开。因梁鸿志历来讲究吃，以名士自负，所以他家的厨子是福建人，烧得一手"闽菜"，称"八闽第一"。他得意时住汾阳路150号的大花园洋房，每周五有牌局，每次打完牌请吃饭，所以我深知其厨子手艺高明。但此时在楚园再品其手艺，自然是"别有滋味"了。
有一天，楼下办公室里又带上来一个人。此人蓬头垢面，胡子老长，面黄肌瘦，但好面熟。仔细一看，居然是林康侯。我们一下子围上去问怎么回事，才知道在车站路的看守所里也关了很多人。关在那里的人可就惨了，吃监饭，跟坐牢一样，苦不堪言，所以弄成这个样子。对比林康侯的情况，大家恍然大悟，明白自己确实是在享受优待了。据说当时蓝妮也关在车站路，李祖莱也在那儿。
这帮人过去都是享受惯了的人。时间长了自然耐不住寂寞，就想方设法买通楼下的军统人员，托其为家里捎信，从家里往这儿带东西。楼下的军统都是从重庆来的土包子，初到大上海还未见过世面，也经不起"房客"们的引诱，为了些许"劳务费"也为之跑得挺勤快。于是时隔不久，楼上的早饭，可以吃到牛奶、面包、豆浆、油条了，面包烘炉也带进来了。楼上的人闲着没事除了想自己的心事，也喜欢跟楼下的人聊天。后来一些小特务就跟唐寿民学书法，跟我学京剧，预应力钢绞线跟朱博泉聊炒股票，忙得也不亦乐乎。他们也在为"占领"大上海做准备呢！但也时常有些骚动。比如梁鸿志被关进来的时候，就引起巨大的不安。因大家都一致认为，此人是必死无疑之人，为什么和我们关在一起？立即有了警惕感，可能我们的问题也属于很严重的，一时空气就很沉闷。严庆祥进来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到处问人家："我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把我关进来？"其实谁也无法解答，最后唐寿民说："算了算了，进来了就出不去了，自己管自己吧。"
戴笠夜访楚园
有一天深更半夜，我被叫醒下楼，看见戴笠坐在楼下办公室里。后来知道他那天叫了三个人谈话：朱博泉，唐寿民和我，主要是问些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情。我当时就向他提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你们公布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例是200比1？这个比价有什么根据？据我的测算，应当是28比1。我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数据，包括伪中储银行的金库库存、房地产数额、仓库和货栈里的存货，尤其是日本人从日本运来的大量金币，战后日本人并未带走，这些都是中储券发行的实际保证。现在老百姓手中握有大量中储券，你们来个200:1，不是害苦了老百姓吗？此于政府何益？所以政府应向日本人清算，应向日本人要战争赔款，不要从国民身上扣。戴笠认真地听着我的解说，沉吟了半天，并未说什么，说他只是了解些情况，听听我的看法而已。至于如何整顿金融市场，我也有自己的看法。当然，说了也是白说。
缪斌第一个被枪毙
缪斌在楚园实际上只住了一天。他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第二天要去南京见蒋介石了，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"还都"南京。缪斌进来时一身西装笔挺，手拎一只公文箱，信心百倍地与"房客"们一一握手，打招呼，像是个重要领导接见他的下属。他对我们说，他明天去南京，负有重要的使命，蒋先生会亲自接见，到时他会将楚园中的情况向其反映，保证大家的安全。"政治解决"绝没有问题。第二天临走时再次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，实际上是最后的诀别。他到了南京没多久就被枪毙了。消息传来，楚园的空气一下子僵住了，大家想到自己，必也难逃厄运，谁也懒得说话了。有本事的纷纷往外带信，求外面的人加紧活动，力求早日离开楚园，没有本事的只有闷头想心事。
近年来，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不断升高。有一部分甲状腺癌，具有家族遗传性，需要警惕。近日，南京一医院接诊了一家四兄弟，其中三人确诊甲状腺癌株洲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，都需要手术治疗。
后来我们才明白真相。缪斌曾身负蒋介石的使命，赴日本探求讲和之途径，与日本大本营上层人物沟通过。此事日本人投降后交待出来了，英美方面追究到蒋介石头上。缪斌不明真相，自以为手里拿着蒋介石的"手谕"，去日本是为国家做事的，绝无问题，谁知这恰恰是他必死的原因。蒋介石杀人灭口，快刀斩乱麻，一下子就把这个"手谕"给消灭了。
缪斌一死对我是个很大打击，因为我们这些人也都知道一些汪蒋合流的内幕，比如说军统的程克祥、彭寿等人早就与周佛海有联系，汪伪政府成立后不到一年就联系上了。周为他们在汪伪政府里安排了小小的职位，而实际上是在为重庆工作。他们都有电台，还可随时出入周家大门。他们中间的联系人是杨淑慧的弟弟杨惺华……这些情况对于我是否也构成威胁呢？
汪伪中的许多人，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留好后路的，等到一旦日本人打败了，好在国民党面前有所交待。连梁鸿志也曲折地跟孔祥熙联系过。当初是为了讨好重庆，留条后路。而事到如今，这后路留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缪斌不是被毙了吗？这就不能不带来巨大的惶恐。
梁鸿志被女婿出卖进楚园
梁鸿志在楚园独居一室，没什么人理他，只有我和金雄白跟他接触多些。因为他原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僚，我父亲也曾在北京做官，与之相熟，因此我与他早就是"牌友"了。他的麻将打得好得出奇，一场牌打下来，如果每人出了10张牌，他能把其他三人出的哪10张牌，依次都给背出来，其记性是无与伦比。我一生喜欢打牌，只见过两个堪称"牌王"的人。一个是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，另一个就是梁鸿志。可惜他的聪明没用到正道上。金雄白本是报社记者，当过律师，汪伪时期又当过"中央委员"，喜欢舞文弄墨，对梁的诗文一向崇拜，所以也喜欢跟他聊聊天。
梁鸿志原先人缘就坏透了，主要因为他太狂妄，太目空一切，并且好口无遮拦地把自己的"狂妄"说出来。他与章士钊原是好友、同事，他被捕后又答应让章士钊当他的辩护律师，可是背后谈及章士钊的文章时，竟以"狗屁"斥之。郑孝胥也不在他眼里。我曾想通过他向郑讨一张字，梁竟说："不必，他的字只得古人形似，而未得其神韵。以后我给你写好了！"以后他果真给我写过字，可是已是提篮桥时代了，在提篮桥那么昏暗的囚室里，灯泡大概只有10支光，又高高在上，他用蝇头小楷为我写了一幅扇面，内容是他自己的诗。书法的确是无可挑剔的。但是他仅懂得作诗的含蓄而不懂得作人的"含蓄"，甚至以当代东坡自喻，常表现出一种所谓"名士"的大大咧咧，那麻烦就多了。
文人中他只看得起黄浚（秋岳）。时人认为他俩水平相当，故有"黄梁"之称。可是他被关进楚园，恰恰与黄家的人有关系。黄秋岳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当秘书时，与日本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很熟，后来竟堕落为向其出卖情报。他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南京的一家饭馆里，见面而不讲话，各自吃饭。吃完饭把对方挂在衣帽钩上的帽子拿走。黄秋岳的情报就藏在帽子的内沿里。这是后来黄的姨太太梁粹芬亲口告诉我的。有一次，南京政府要对停泊在长江上的日本军舰采取行动，可是未及动手日舰竟抢先溜走了。蒋介石大光其火，下令破案，黄秋岳由是一命归天。
黄秋岳有个弟弟名黄溥（字竹生）。梁鸿志因佩服黄秋岳而把亲侄女嫁给黄竹生。黄秋岳被枪毙后就更加呵护、提拔他，曾任其为局长，并把他推荐给任援道。任援道是江苏宜兴人，当地望族，长辈中与李鸿章、盛宣怀家族都有姻亲。他当过江苏省长和汪伪时的海军部长，与梁的关系极深，同时与军统方面也拉得很紧。替任援道与重庆方面联系的总代表，是担任江苏省银行行长的任西民。我与之相熟，所以知道情况。抗战胜利后任援道亮出"牌子"，他是军统派出潜伏人员，所以没有清算为汉奸，但是军统要他把汉奸一个个"咬"出来，梁鸿志自然就跑不了了。
有一天梁鸿志对我说："要不是黄竹生，我何至于此！"原来他有两个姨太太（原配夫人在福建老家），小的姨太太娘家在苏州乡下。日本人投降后，他们就藏匿在那儿，与外界只保持一条联络线，即是黄竹生夫妇。这时军统向任援道要梁鸿志，任援道嘱黄竹生一定要交出来。他算是找对了人。黄竹生岂敢不交？于是大义灭亲。梁鸿志后来在给他小儿子的一封信中说："10月，汝晋姐设法破我秘密，不得已来沪报到，因此家中微产，存在兴业（银行）者，全部入官。十月廿日，我入居军统指定之楚园……"即是指此。任援道于解放前夕逃往海外，黄竹生一直跟着他。
唐寿民索诗反被讥
梁鸿志在楚园闲着无事，吟诗的积习又难改，常写写弄弄。同室看管他的军统小特务二十来岁，看着好奇，也向他讨教一二。他生平好炫耀，于是也"诲人不倦"。那时他对前途尚存幻想（这种幻想一直保持到被处决之前，亦可见其天性），情绪并未大坏，就是到了提篮桥，也还有《入狱集》和《待死集》两部厚厚的诗稿，陆续交其姨太太带出来，并非故作旷达。
我生性好凑热闹，见他在谈诗，也去听听，向其索诗，得一首《赠曜东》。因是写给我的，故今日仍记得：
"门第淮西过百年，褐裘侧帽最翩翩。
彦瑜三好音书酒，摩碣双修诗画禅。
同作狱囚吾老已，会看脱颖子歙然。
勿忘在莒须才杰，勤为缁衣赋好贤。"
是在以长辈的身份劝我好自为之，将来出去还可做事，其中既有无奈，亦有豁达，情谊很重，与其身份和当时的情绪很相吻合，我当时看了还很感动。
然而他那对他讨厌的人的尖刻旧习仍未肯改。楚园之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。死到临头人一般出言必哀，然而他不。楚园中不少人向他讨诗，他高兴时写得挺正常，不高兴时又推辞不掉，就在诗中骂人。如唐寿民向他索诗，就被他骂了一通，其中有云："市儿但识金银器，计相哪知平准书！"骂唐寿民是只知道搬弄金元宝的市侩，一旦要掌管国家财政预算则一窍不通。然而唐寿民毕竟是交通银行的总经理，后来出任董事长，还是国华银行的创办人和总经理，以及"四联"（联合银行）总署的秘书长，未必是无能之辈。唐人极聪明，但历来也嘴巴不肯饶人。蒋介石原本要重用他，只因其嘴巴太坏，得罪人太多，与宋子文也闹不和，所以宋子文整他，把胡笔江打进交行，用以抵制他。抗战中他们在香港，胡笔江乘机飞重庆不幸被日本人击中身亡，唐寿命还讥以"还是我命大，他自己去送死"。他后来参加了汪伪的商统会，主持交通银行，但梁鸿志看不起他，故以诗讥之。好在当时唐寿民国学底子并不厚，一时看不出其中的弦外之音，就稀里糊涂地收下了。想必事后经人点破之后，也会大骂梁"自己去送死的"。唐寿民的确命大，活到1974年，到晚年，一手毛笔字已练得很好了。
看守梁鸿志的小特务见梁学问好，学诗学得挺勤快，日久竟同情他。后来换了一个，亦同情他，如今想来也不可思议。
孙曜东，安徽寿县人，生于1912年株洲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，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（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）。8岁到上海，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，学金融，肄业而归。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、重庆银公司经理；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、中国银行监察人、周佛海的机要秘书。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，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。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，被牵连入狱。1975年返回上海，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。